澳门太阳集团2007网站:聚焦电影大国向强国迈进,大国重器

原标题: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绅士形象——《大国重器·黄大年》编剧对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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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剧照。

电影剧本《大国重器·黄大年》以我国全球航空地球研究领域顶级专家黄大年为主角,讲述了黄大年响应国家“千人计划”的号召,放弃在英国绅士般舒适的生活,毅然投身祖国科研事业的生命历程。剧本刊发在《中国作家》影视版2018年第8期。本文为评论家傅逸尘与《大国重器·黄大年》编剧成孝湜就该剧作创作的对谈录。内容涉及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新视角新姿态,英雄叙事、审美原则与英雄形象的全新构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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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人物介绍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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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编剧要把握中国电影向强国迈进的历史机遇,潜心创作、打造精品,拓宽选材视野、提升叙事格局,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寻找故事素材,从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中寻找剧作创新点

成孝湜:青年剧作家,《大国重器·黄大年》编剧。

作为光彩夺目的视听艺术,电影是由编剧笔下一张张白纸起步的。从电影产业生产序列看,编剧堪为“第一驱动力”。编剧的每一次落笔不仅决定着作品的故事走向与主题表达,也应凝结创作的初心、呈现艺术的匠心、倾注诚挚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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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电影处于不断创造文化奇迹、给世界带来惊喜的时代。在中国电影转型升级之时,作为创作环节的重要引擎,电影编剧应把握时机、找准方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傅逸尘:本名傅强,现为解放军报社文化部编辑。

夯实剧作思想根基,赓续中国电影创作的优良传统

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呼唤新视角、新姿态

中国电影在几十年内完成了历史性跨越:从2001年年产电影88部,全年全国电影票房8.9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018年年产电影902部,全年电影票房超过609亿元人民币;中国银幕数已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市场潜力巨大,创作与制作潜能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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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发展的良好形势,催生和造就了一支生气勃勃的编剧队伍。尤其新世纪以来,编剧新人辈出,他们有潜力、有激情、有梦想,适应能力强,其创作领域游走在各类电影类型与题材之间。

△ 《大国重器·黄大年》剧照

但要注意到,电影剧本创作也存在一些需警醒的问题。如,有些编剧创作一味追求故事情节与情感的强刺激、大跌宕;有些编剧创作追求“速成”,闭门造车,悬浮于现实;有些编剧心态浮躁,缺乏独立创意,单纯依靠网络流量去做“拼盘电影”。故而在创作中出现了“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即承载的时代内涵过轻,蕴含的思想力量过小,过于注重娱乐属性,失去对电影创作规律的尊重,回避深邃、追求浅白……

Q

要直面和解决剧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首先应更深刻地认知编剧的职责与使命。编剧作为文艺工作者,应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这是编剧的思想方向和创作方向。电影剧作是编剧通过真诚表达与时代、与人民、与国家的深情对话。

傅逸尘:孝湜同学,首先要祝贺你最新的编剧作品《大国重器·黄大年》即将上映。这是一部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的电影,表现的是时代楷模、科学家黄大年的感人事迹,按照一般的说法,是标准的主旋律叙事。但是从剧本的呈现来看,又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很多主旋律电影或反映英雄事迹的人物传记片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在剧作中,你通过对类型化叙事技巧的圆熟运用、对人物心理和精神空间的深度开掘以及富于哲学思辨的台词设计,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新鲜想象,给人一种高蹈且出挑的观感。作为一名“80后”青年剧作家,你对当下的主旋律电影有怎样的看法和想法?

关注现实,与时代同步,为人民立言,始终是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集中体现为现实主义精神。中国电影史上的传世之作和产生强大社会影响的作品皆是如此。梳理新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经典,《红旗谱》《青春之歌》《上甘岭》《董存瑞》等,表现了各个时期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双双》《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生动展现出新中国的新风尚,表现人民在生产建设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时代风貌。

成孝湜:主旋律电影是中国电影类型中的一种特定的影片类型,其中的主旋律就是“国家主流话语”。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主旋律电影经历了从“革命历史题材”到“商业洪流”下的主流话语,直至新世纪全球工业化背景下的主旋律大片的转向。正是在这种转向中,主旋律电影完成了政治话语向国家民族话语的转变,从而更多地体现为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和弘扬中国梦,彰显我国强大综合国力和浓郁民族气质。新时代的主旋律影片延续了对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与表达,同时以更加精准的类型模式、更加丰满的人物刻画、更加震撼的视听场面等手段,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美学升级,使主旋律电影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澳门太阳集团2007网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剧作题材更广泛,对现实生活开掘更深入,这种现实主义书写被称作心理现实主义。其经典作品从《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黑炮事件》再到近年来的《我不是药神》,折射出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时代与社会的荧屏投影。深刻关注现实、深入反映时代的优秀创作传统,是中国编剧得以良性创作、健康发展的精神命脉。

现如今,“80后”一代人已经成为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中坚力量,作为一名青年编剧,就是要在老一辈辉煌成就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在我看来,《黄大年》这部电影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主旋律电影,描写时代楷模,讴歌时代精神,又是一部人物传记片。仔细了解黄大年的相关资料后,我发现他本人和他的事迹,究其实质,非常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反复强调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塑造形象、编织故事也是围绕着这一核心理念下功夫。黄大年的科研成果在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人类打开了该领域的科学大门。在剧中我设计编织了很多关于黄大年进行世界性科研交流的情节,这更体现出“学者有自己的祖国,但是科学是无国界的”的思想和气度,也折射出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所应有的胸怀和气象。

除了编剧队伍的自我提升,也需要外部创作环境的整体优化。当前,剧本版权受侵犯问题仍时有发生;创作环节对编剧地位的重视程度亟须提高……未来,电影产业应更加注重保护编剧权益,加强行业层面整体性的培训与扶植,保护、尊重、关爱编剧,形成良好的行业风气。电影业界和相关管理部门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引领扶植编剧创作,培养编剧高水平、可持续的创作能力。

另外,我在剧作中也有意识地强化了传记电影的特色,在立体化、多元化的人物关系中,提炼“泪点”,包括夫妻情、同学情、父女情、师生情等等。只有把人物的情感世界写充分了,观众们才会觉得这个人离自己很近很真实,才会被其内涵的思想、精神所感动。

搭建深入生活之“桥”,注重艺术转化与创新表达

纵观世界影坛,近年来,人物传记片的创作非常活跃。从《撒切尔》到《至暗时刻》,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至暗时刻》就是好莱坞的主旋律电影,它表现了在最黑暗的战争时刻,丘吉尔是如何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影片对丘吉尔的刻画从琐碎日常的生活细节入手,在故事主干中加入粗暴的话语、家庭财政危机、酗酒等等元素,凡此种种会让观众觉得这个老头很亲切,进而在这种“亲切的观感”中加深对该剧主题精神的认同。这些都给我的创作提供了启示。
像黄大年这样一位离我们当下生活很切近的科学家,他的事迹必然是与时俱进的。现如今,国家强大了,能够提供给科学家充裕的研究经费和优渥的生活条件。黄大年本人和家庭在经济条件上本就比较优越,要塑造好这样一个新型科学家形象,自然需要新鲜的视角和姿态。

编剧要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即“桥”的问题。这个“桥”,就是通往生活的。

Q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讲好耐人寻味的老故事,也要挖掘、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新故事。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发现新时代赋予生活的新内涵,感知人们全新的精神面貌。只有深入生活,才能“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傅逸尘: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你进入了海军电视艺术中心任专职编剧,除了日常的下部队代职、体验生活以外,2010年还随海军第五批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作战任务。丰富的军旅生活经历,对你的创作观念和写作风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17年,我创作了表现医疗改革的现实题材电影剧本《你若安好》,在北京医院深入生活几个月。医生的诊疗之重令我感触颇深:北京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每天诊疗超过60个患者,但仍有源源不断的患者从全国各地赶来求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电影《你若安好》作为献礼影片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放映,及时展现了全科医生的新形象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新作为,得到了观众的好评,也正是“生活是创作源泉”的有力印证。

成孝湜:下部队采风、体验生活的经历,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丰富了我的情感。在写《黄大年》这部戏时,我敏感地觉得黄大年身上具有军人气质。他有血性、体格健壮,有时性格暴躁,这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文弱的科学家形象。为了科研任务,他顾不了家,忽略了妻子的感受,但是他心中是同时怀揣着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和对妻子、女儿的真情。这种情感和处境,和军人是相类似的。

编剧既要走进生活,也要做好艺术转换与创新表达。若仅满足于生活素材本身,没有转换与创新,依旧是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地呈现,作品自然会面临市场接受与艺术标准的双重否定。

尽管我现在转业离开了部队,但十余年军旅生活的磨炼,也会带给我一些天然的优势。在写作过程中稍有倦怠疲惫,稍有厌烦或者遇到阻碍的时候,我会本能地感觉黄大年就是我牺牲的战友,我要为战友完成他的传记,讲好他的故事。

中国电影作为产业十余年来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电影类型化的发展之路。目前,创作者在确立某一种电影类型时又融合其他类型电影的元素,是剧作创新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如:《战狼Ⅱ》属于主旋律题材电影,选择了英雄电影的类型化表达。冷锋豪情万丈,义薄云天,除恶务尽,英雄气概与英雄动作被展示得淋漓尽致。影片叙事运用极致美学,将大爱与大恨、大善与大恶、大美与大丑推向极致。

Q

精心选择剧作角度,精心设计剧本结构,将提升影片艺术魅力,也会让常规题材迸发新意,沉淀出令人深长思之的思想力量。对生活的新发现,对艺术的新表达,永葆创新的意识与勇气,于中国电影未来创作而言至关重要。

傅逸尘:从1999年,15岁时创作第一部电影剧本《大牌女明星》,到2002年独立编剧的电视剧《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登陆“央视一黄”,你可以说是年少成名。后来还陆续创作了《我是一个兵》《国球》《舰在亚丁湾》《我和我的小姨子们》等数十部影视剧剧本。201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你的多卷本剧作选。电影剧本《黄大年》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启吧,背后有着怎样的契机?

提升选材与叙事格局,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风范

成孝湜:黄大年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是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非常陌生的。我在采访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人物的经历和资料。

电影强国之“强”,归根结底要看是否有好作品,电影工作的根本是要抓住创作这个“牛鼻子”。电影编剧要把握中国电影向强国迈进的历史机遇,潜心创作、打造精品,拓宽选材视野、提升叙事格局,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寻找故事素材,从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中寻找剧作创新点。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典型人物”。黄大年是世界级的权威专家,在英国生活了14年,过着绅士般的生活,住别墅,喝下午茶,打高尔夫球,爱拉大提琴,又喜欢踢足球,在球场上脾气还比较火爆,算是个性格球员。当他毅然决定回国以前,卖掉了英国的资产,虽然在经济上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但是金钱这个概念对黄大年来说早已不成为问题了。

一个电影强国必然会有反映民族情感、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发展的史诗性作品,而且必然能跨越地域之界,产生更广泛的共鸣。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已经做出了有益探索:《战狼Ⅱ》体现了国人对大国情怀和大国英雄形象的精神需求;《红海行动》在电影市场和业界两个层面取得轰动效应,影片中蛟龙突击队8个突击队员救助侨民的英雄行为,彰显了中国形象、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今年年初热映的《流浪地球》,用高科技视听手段创造奇观效应,讲述人类故事,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旨……这些塑造中国英雄形象、富有史诗气质的电影之所以燃情海内外,不仅是中国电影工业的胜利,也是中国电影文学的成功。它们有效地实现了人类价值的中国表达,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风范。同时,这些作品都是在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这也启示编剧:要不负时代所托,从小境界走入大境界,从小格局走向大格局,从小任务担起大使命。

这让我产生了很多困惑。首先,他为什么要回国?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一句“他爱国”来解释,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绝不是一句简单的“爱国”就可以完全覆盖的。其次,他回到国内之后,为什么放弃了以前的生活习惯,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拼命工作,对教学和科研投入全部精力和激情。要知道,改变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并不容易,尤其在短时间内突然转变。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沉浸在黄大年的世界之中,甚至电脑桌面都换上了他的照片。

当此之时,电影编剧更应做好时代的见证人、记录者,用影像书写和讴歌中华民族新史诗,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个大师是在和自己赛跑,他想要看到自己的极限到底是什么,而国家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表现伟大科学家与生命极限拼搏,在科学的桂冠上打破自己纪录的一部影片。真正打动我进行《黄大年》创作的契机由此而生,那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以及古希腊英雄般的“超我追求”。

作者为着名编剧、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Q

傅逸尘:从新闻报道中,我们了解了黄大年的动人事迹,知道了他的报国情怀和专业贡献。像这样一位经历谈不上多么传奇的科学家,其实是很难表现的,毕竟,大量的戏剧化冲突是构成剧作的关键。从另外一重意义上说,越是高科技的越是离审美较远的,你是如何化解这其中的矛盾的?

成孝湜:这的确是《黄大年》这部戏的难点,但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电影是要讲故事的,要讲有意思的故事。作为编剧,我可以说句实话,黄教授具体的专业内容,我现在也没搞明白。但这不是重点,观众最想看到的还是黄大年这个人物形象。

也有许多人建议我,按照常规的主旋律人物写法,详细写他的科研工作内容等等。但我更看重的是人物情感、人物关系、人物命运,我写的是家国情,是人性的闪光点,我要通过有意味的故事,来塑造一个有性格、有思想、有情怀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的故事表达我对时代、社会、现实的思考。作为编剧,我并不承担科普的责任,这也是一部人物传记电影承载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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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重器·黄大年》剧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视域亦是方法

Q

傅逸尘:说到塑造人物形象,我觉得当下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种误区。那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延伸而来的,对于人性阴暗面的不懈探索。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文艺作品从各个向度持续挖掘人性恶,好像不书写人性的丑陋与黑暗,作品就不够深刻。正像美国著名文学教育家、批评家特里林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如今,我们在美学上都成了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们都深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艺术理论是错误和幼稚的。但在这一信念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变得与我们所思考的文学内容一样。我们对粗鲁的思考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人性,反倒粗鲁;重复诉说我们人性中的污点只会让我们去认同它。”
我以为,影视作品不能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即我们广泛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没有历史与文化的苟且的状态,一种缺乏朴实与善良、悲悯与情怀的混沌,更不能为了追求故事的戏剧性与夺人眼球而夸大人格的卑劣与丑陋。

成孝湜:漫长的世界艺术史上,始终存在着对于人类极善的描写和对人类阴暗面和恶的探索,正如光明与黑暗、太阳与影子一样,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说的这种现象,的确愈演愈烈,值得我们去反思。

一部作品深刻与否,在于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于人性的理解、谅解,甚至是无奈地接受这样一种客观的存在。关键在于,我们写善的时候,从善良中看到危机感;写恶的时候,我们需要以悲悯的情怀去反思这种邪恶的根源。如果为了展示邪恶而去写邪恶,甚至表露出一种恶的趣味,那就是创作者审美低下和思想无能的体现。

在俄罗斯文学中,诸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作品,都是在波澜壮阔的社会背景下塑造人物群像,里面有善良、丑陋,也有邪恶。但是托尔斯泰几乎给了每个人自我救赎的机会,然后看着他们如何进行自我的选择,悲天悯人的情怀折射出的是上帝的视角。我认为,对于创作者而言,无论写作什么样的题材,能否高屋建瓴地思考和俯瞰,尤为重要。你的站位高了,作品的水准才可能会高。

具体到影视行业,尤其是商业片领域,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但是症结并不完全在电影本身,观众价值观的迷失和审美趣味的偏差反倒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艺术有时是要听命于资本的,而资本是逐利的,而观众的集体无意识恰恰是资本逐利的源头。只能说,在这个过程中,影视作品本应承担意识形态导向和社会批判性被淡化甚至遮蔽了。而这样的作品,在或高或低的票房之外,是谈不上对这个时代的文化有所贡献的。我在创作中,总会不自觉地去想要较劲,不光是和自己较劲,也和潜在的观众较劲,我明明知道这样设计桥段,可能会有一部分观众爱看的,但是我偏不这样写,我试图对观众形成一种审美的引导和塑造。当然,这不是我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但是一旦这种引导和塑造形成并且提高之后,再把这个高度降下来就是很难的事情了。而这个塑造和提高的过程,恰恰是文化进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当前的影视行业,不仅没有前进,更多的是停滞甚至倒退,有的是拽着观众大踏步地往后走。而这种后退,对创作者和观众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Q

傅逸尘:事实上,就连标榜崇高审美原则的英雄叙事,近年来也在庸俗人性论的裹挟下开始近乎偏执地塑造所谓个性化的另类英雄。人性的深度看似加深了,而英雄性的质地却越发地稀薄了。而在《黄大年》中,我感到你是在有意识地反拨这样一种几成定式的艺术观念,在日常经验中强化了英雄性的建构;在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强化了崇高、阳刚、壮美的审美表达。

其实,英雄性和英雄叙事,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黄大年身上的英雄性,因他独特的经历而融合了中华民族质朴感恩的伦理根性以及西方世界理性洒脱的哲学智性,兼具家国情怀、贵族气质和绅士精神,因此表呈为不同于以往英雄人物的复杂存在。进入新时代,你眼中的英雄叙事应该具有怎样的面相?

成孝湜:如你所说,我在《黄大年》中的确是有意识地想要反驳一种思维惯性,尤其是“定式的英雄论”。当下的许多影视作品首先迷失了英雄的气质。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影视剧中,为了迎合或套用“小鲜肉”的概念,原本具有阳刚之气和崇高感的英雄形象被相貌精致、气质孱弱的中性化人物所替换,这也间接导致了青少年中流行的“以男子孱弱为美,以女子强势为美”的审美倒置。我们不能片面地说这是对还是错,只能说当其成为现象时,会影响到我们时代的文化建构。

你刚才说到变了味的英雄,这背后指向的恰恰是当下时代的英雄观念的错位。影视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底线在于人格的独立和健康。

换一个角度讲,我们当下很多影视作品别说塑造英雄了,连最基本的健康的人物人格都做不到。出现了所谓的“娘炮男一号”“吸引母性型”男一号、“女汉子型”女主等等一系列人物设定。这种现象如今已经形成风气,引发年轻受众追风,破坏了文艺生态的健康和平衡,的确应该反思和反拨。至少我个人对此是不喜欢,不接受的。

回到黄大年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基于真实的人物形象,这不是凭空虚构的。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强化了他强悍雄健的身姿、霸气自信的话语,从内心到体魄,这都是一个典型的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男子汉形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表现他的担当、睿智、健康、爱国家、重情义等等精神品质。换句话说,在形象上,我追求的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位才是英雄。

诚如你所说,英雄叙事在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阐释和表达。像黄大年这样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达到登峰造极,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毕竟是少数。我认为在新时代,在和平时代中,我们除了要歌颂抒写这些做出突出英雄事迹的典型人物之外,也要着眼于普通人。我认为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把责任感融入自我的人生以及家庭事业中的人,都是英雄。当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英雄的时候,并珍视这种崇高的感觉,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英雄的国家。

Q

傅逸尘: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方式、观念和视野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确实是决定性的。长久以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或者视野,从未达到俯视世界的高度与境界;或言之,还没有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对世界发言,用自己的思想理论,甚至于用自己的作品去对话与影响世界。这让我想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又多次在国内国际场合反复强调和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这一思想理念其意义显然超越了理论与思想,也不是简单的世界话语权的获得,而是站在人类历史与现实的高度,为世界未来的发展与和平指明前行的方向,展现出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哲学底蕴,又充满时代的创新气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展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域,重新审视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就会发现,我们虽然一直在强调中国电影要与国际接轨,要走出去,但在思想理念上却始终是跟随、学习和模仿的状态,缺乏世界眼光,缺乏文化自信。从上述意义上讲,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无疑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此,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中国当代电影,就是一个摆在中国电影工作者面前的伟大而堂皇的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人类的视角,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是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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