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毛泽东传

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0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⑦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⑧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一九六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⑨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⑩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状况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2日。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15日。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⑩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答:“情况还好。”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答:“恐怕好得多。”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毛:“心放下来了?”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答:“大概差不多。”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不下去。”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⑤

  柯:“他们有个晚会。”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陈丕显:“游泳吧!”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①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10月9日。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②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⑩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在谈到一九六0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⑦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⑧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但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制定的现行农村政策仍很自信。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⑤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五月一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⑩这个首脑会议,就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决定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⑾五月二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二百余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毛泽东:“安徽大旱。”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⑿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②一九六〇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后来核定为2870亿斤(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第545页)。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③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④《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⑥

  ⑤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⑦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11日。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⑧《〈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4页。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⑨毛泽东与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11日。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⑦

  ⑩见196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03页。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⑿毛泽东等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南屏游泳池。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①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毛泽东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正当国际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应邀来中国访问,五月二十七日到上海。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这时他虽已退休,但在英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军界仍有影响。为了与蒙哥马利会见,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束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②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⑧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三千万吨钢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③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这就是蒙哥马利眼中的毛泽东。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杭州。在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0至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报告,这个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④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⑤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⑥,值得我们警惕。⑦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呢?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0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0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⑧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质量第一,数量第二,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大讲“大跃进”,大讲“开门红”,高指标居高不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事过五个月,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把它同降低指标结合起来,就前进一步了。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上述意见,大都是压缩指标的,毛泽东可能怕使人泄气,把话头一转,强调指出:“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⑨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毛泽东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所以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⑩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⑩

  ①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不要让人们在睡觉时还想: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浩劫。”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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