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闯上海,江青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经历曝光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江青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经历曝光:真相竟如此惊人!
徐明清记得,那一天,田沅忽然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李云…

  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

江青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经历曝光:真相竟如此惊人!

  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胀,呕吐不已。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向她献殷勤。看出他不怀好意,她更加心绪不宁。

徐明清记得,那一天,田沅忽然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李云鹤,即后来的江青,而当时的名字叫李鹤。

  所幸当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她左等右盼,终于见到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前来接她。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十七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十九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一九二五年,二十三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徐明清那时的名字叫徐一冰,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政治上却比江青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的常委。

  据云,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能唱歌、演戏,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她留了下来。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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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汉的大名,对于江青来说,早已如雷灌耳。田汉是南国社的创始人,跟俞珊、黄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师王泊生、吴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惨事》,编剧便是田汉。

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在杭州六和塔结婚。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

  田汉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参加发起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

工学团其实是个很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的股长黄警顽在外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当时只有一碗饭吃,并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学员认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一些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罢了。

当时晨更工学团里的女教员并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她们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上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姑娘在木楼板上铺了草席就可以睡觉。

  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

三个女教员的关系很融洽。彼此称呼都很亲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唤江青“小李”,而对李素贞,她俩都称呼“宁波李”,“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员、进步青年,没有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因为她会演戏,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踅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们相处得不错。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一九七二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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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汉、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可是每当一回到小阁楼里,江青往往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完又收了起来。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了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澳门太阳2007网址 ,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径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

许多年过去了,但徐明清仍记得,那封信开头的称呼是“进子”两字,落款是“小俞”。虽然时隔七十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记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她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的负责人徐明清。

当徐明清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径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徐明清好言劝慰了江青一阵,要她不要过于担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当时徐明清对江青的身世和来“晨更”前的经历并不清楚,直到后来,才慢慢知晓了这些谜。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原本鲜为人知。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万次用铅字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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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公尺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秋由团转党。一九八四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十五位老大姐之一。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一九三○年四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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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着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晨更工学团”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径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为日沉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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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拈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径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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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李云鹤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遭捕时,是阿乐帮助李云鹤逃出青岛,送她上船的。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他乡遇知音。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此时阿乐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一家邮局的出纳员。

  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从这以后,他们彼此间有了比较多的往来。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

  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阿乐自己还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特务跟踪。因为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员被捕已经叛变,此人负责联络团中央交通任务,他供出了阿乐这个联络人的情况,因此,国民党特务一直在暗中跟踪着阿乐。那天,当阿乐来到兆丰公园时,特务们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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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当时没有被捕。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另一个大门逃脱。但她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们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本来要抓的是阿乐,结果却把江青逮住了,这只是特务们的意外收获,他们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学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便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很快把消息传给了徐明清。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江青被捕后,即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伪公安局将其关押了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重新入团。

这时,“教联”也正在积极想方设法保释江青,“教联”找到了着名交际家、晨更工学团的赞助人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又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证实了江青确实被关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将江青保释出来。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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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据后来江青本人说,一个月后,特务曾押着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劳工部的干事钟绍琴,证明江青是该会所办女工夜校的教员,后来她才得以被释放的。其实,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着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释放。

  黄敬前来上海寻找江青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启威从上海寄出的信。原来他从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妈妈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小俞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大妈妈家的地址。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了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妈妈家。她记得她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条弄堂里,房子颇豪华。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刚出狱后的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俞启威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径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

  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

  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

  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

  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俞启威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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