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激战,覆灭前的疯狂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

  1976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

  一月八日,失去了周恩来。

  1 月8 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七月六日,失去了朱德。

  7 月6 日,朱德委员长悄然逝去。

  九月九日,失去了毛泽东。

  7 月28 日,唐山发生7.8 级强烈地震,死亡24 万多人,重伤16
万多人,百万人口的唐山市被夷为平地..9 月9
日,毛泽东主席走完了最后的征程。

  三颗巨星的陨灭,使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国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自己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空空荡荡。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连一辆小轿车也不见。

  然而,在1976 年,在人民共和国27 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55
年的历史上,最最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大事件,还要数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场斗争。

  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灿灿焰火。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主席生前,早在1974
年7
月就揭露和批评了他们结帮营私的嘴脸,警告他们不要再搞“四人帮”。但是这四个阴谋家和野心家,却执迷不悟,不肯改悔,继续利用“文化大革命”实行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们更加快了步伐,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唯一的庆祝国庆的仪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举行了“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凭着他们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和关心,凭着他们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正敏锐地观察着“四人帮”的一举一动,商定和部署应变措施。

  那是国庆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

  9 月9 日凌晨零时10 分,毛泽东主席病逝。3
小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一项项议程,包括成立治丧委员会,起草并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群众吊唁,追悼大会等,一一讨论通过。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一直没有开口的江青,突然要求发言,她充分利用她是毛泽东夫人这一特殊身份,不可一世地发号施令:“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而忽视了批判邓小平。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她昂起头,一个一个地看政治局委员的反应,见大家没作声,又强调了一次:“批判邓小平,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

  七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着起哄,逼着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表态。华国锋沉默了许久,终于表了态。“
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马上打断了他的话,蛮横地说:“批邓小平批了快一年了,还是批而不倒,不是很危险么!我这里掌握了很多材料呢!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做个决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

  江青这个突然提出的“建议”,给政治局出了个大难题。许多委员心里是不同意的,但考虑到毛泽东刚刚去世,对他的夫人又不好硬顶。这时叶剑英发言了,他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些!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我们现在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应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正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更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由于毛泽东在病逝前为他题写了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叶剑英的话说得合情合理,首先得到了华国锋的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本书的主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过四十一岁,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许多同志纷纷表示同意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连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不好再反对。江青突然站起来高呼口号:“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一月十五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然而,就在这时,江青的文件包里,还装着整华国锋的黑材料。

  七月十一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邓小平已在四月七日被撤职)。

  9 月10 日清晨,才8 点多钟,几乎是彻夜未眠的叶剑英就已经醒来了。

  九月十八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

  按照作息时间,他夜晚办公,上午该休息到10
点左右才起床,可是今天,他再也睡不着了,索性起身来到办公室,坐在写字台前的高背藤椅上,闭目沉思。一有所得,他便信手在纸上记下几个字。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收住乌亮的皮鞋,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叶剑英觉得,眼前的局势,犹如一场战争,到了最后决战的关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要彻底打败对手,比赢得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更复杂、更困难!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中国军界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这位七十九岁高龄的元帅,早年追随孙中山东征北伐;后来多年在最高统帅部,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一起,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足智多谋,文武兼备,完全有夺取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兵,如何遣将,如何指挥,如何克敌制胜。叶剑英认识到,要粉碎“四人帮”,还必须依靠人民,依靠党中央的绝大多数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要彻底打倒“四人帮”,则还需要再做工作。有一个人的工作非做好不可,此人就是华国锋。因为若干年来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使人们不敢不执行毛泽东的任何指示,更不要说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决定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提议任命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不便越过他直接指挥这场斗争。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叶剑英决定要找华国锋好好谈谈。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直到此时,叶剑英对华国锋可以说很不熟悉,很不了解。华国锋参加革命工作比较迟,叶剑英早年同他没有接触。

  王洪文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摆开一副“领袖”的架势。江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时闭目养神。张春桥那双三角眼,透过眼镜片,悄悄朝叶剑英脸上“扫描”,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姚文元则低着头在看稿子——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报道要在明天的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作为“舆论总管”,他不能不把报道细细地推敲几遍。

  1970
年,叶剑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被流放到湖南,当时华国锋是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上,两人只在集体场合会过面,没有谈过话。华国锋调中央工作后,两人仅限于工作上的来往,没有深谈过。

  大厅里响起尖锐的女声。那是以反对“师道尊严”而闻名全国的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在发言。她已从小学生成为中学生了。

  1976 年2
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却接到了另一份中央文件,声称他“生病”不再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他的身体同以往一样健康!

  黄帅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1976 年4 月5
日,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被镇压,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口号声中,华国锋作为毛泽东主席继承人的身份被公开确定下来。

  顿时,王洪文转过头来,江青睁开了眼睛,张春桥的目光离开了叶剑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样了,他们八只眼睛都注视着走向话筒的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含义:它表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第二十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谁当主席,还不得而知——是华国锋,还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这“第一”两字,又似乎表明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继任人。

  尽管华国锋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上台的,但叶剑英从几件事上,发现华国锋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一件是7
月初的事,当时毛泽东主席病情日益加重,“四人帮”却要在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病情的文件中,写上毛泽东“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这种违背事实的做法遭到了叶剑英等人的坚决反对。华国锋在会上没有发言。但在会后签发文件时,他毅然删去了这十个字。另一件事发生在8
月里,叶剑英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在门口等候,并亲自为叶剑英打开车门,表现出他对叶帅的敬重。谈话中,叶剑英说到,“有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企图以此同解放军对抗,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华国锋当然知道这是“四人帮”的主张,“四人帮”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双眼一直紧盯着在那里念发言稿的五十五岁的华国锋,对那“第一”两字恨得直咬牙……

  指挥不动解放军,所以想发展民兵作为自己的武装力量。他沉默了一会说:“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一回的讲话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有了这样一个底,叶剑英也就有了做好华国锋工作的信心。他当即乘车来到华国锋家里。在客厅里坐定之后,叶剑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现在毛主席去世了,你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呀!”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华国锋请叶剑英喝茶,自己也端起茶来呷了一口,这才说道:“这个,我还没有想好哇!”

  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叶剑英认真地说,“你没有想好,人家可是抓得很紧喽。”他把“人家”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二字咬得特别重。停了一下,他又说:“过去,你是副主席,有主席在,有些事情你不好处理。现在主席逝世了,你就要站出来,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该下决心的要下决心啊!”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华国锋只说了一声“难啊”,就岔开了话题。

  十月二日:急拍“标准照”

  看来这一次只能谈到这个地步了。叶剑英告辞了。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可是“四人帮”紧接着又玩出了新花招。9月10日晚,王洪文布置秘书廖祖康、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他们架起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直接与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通话,传达两条王洪文的指示:一、在为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想把控制各地方政府的大权,揽到王洪文手中,架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米士奇的电话后,十分奇怪,便直接打电话向华国锋询问。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向叶剑英问起此事。叶剑英也不知道。他们估计一定又是“四人帮”背着中央搞了小动作,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各地,澄清事实,并强调指出,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被挫败了。但是,知道内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头的危机感更重了。邓颖超、陈云、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等人,都设法同叶剑英联系,商谈怎么对付日益猖獗的“四人帮”。由于斗争的复杂性,每次谈话时,叶剑英都要开水龙头或者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

  “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9月12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去看望聂荣臻元帅,谈到“四人帮”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

  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帅一字一句地讲了一段话,让杨成武赶快去转告叶剑英。聂荣臻说:“
‘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把我的军装拿来,拍下我的军人形象。”

  杨成武当即赶到叶剑英住地,转达了聂帅的意见。叶剑英对杨成武说:“回去转告聂帅,我与他有同感,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军帽的,不戴军帽的。

  接连几天,叶剑英又去找华国锋谈心,仔细地向他分析当前的局势,希望他能站出来,担负起斗争的责任。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可是,华国锋还是下不了决心。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9月16
日,“四人帮”在他们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抛出了一条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狂妄叫嚣“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很显然,“四人帮”已经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

  还要拍什么“形象”呢?

  叶剑英又一次来到华国锋家里,找华国锋谈话。叶剑英从历史讲起,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几次危机和转折。华国锋听得很认真。叶剑英注意到他神情的变化,乘机问他:“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华国锋将身体朝叶剑英贴近了些,说:“叶帅,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不过,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样?”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叶剑英说:“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多找他们沟通思想嘛。”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华国锋有点为难地说:“叶帅,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资历又浅,在老同志面前,论党龄,我是晚辈;论年龄,我更是晚辈。我去找他们,他们不理我怎么办?”

  一口气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叶剑英明确地说:“我支持你。你去找他们,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不会不支持!”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华国锋站起身说:“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我就干!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9 月18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第二天,江青就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并且提出不要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参加,而不是政治局常委的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都要参加。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支持下,会议召开了。江青摆出架子,东拉西扯地说了半天,最后才说到正题上。原来她要以毛泽东的“妻子兼秘书”的身份,
接管毛泽东的文件书籍。华国锋没有同意,仍坚持由中央办公厅暂时封存,江青一伙便胡搅蛮缠,一直闹了四、五个小时。华国锋最后仍然没有让步。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正是这场大闹,使华国锋更清楚地看透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9 月21
日,华国锋亲自去拜访李先念,请他传话给叶剑英,请叶剑英“务必想个办法解决”“四人帮”问题。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叶剑英同李先念在收音机噪音的掩护下密谈,这次谈话对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行,起了重要作用。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

  在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9 月21
日,王洪文亲自乘飞机去上海,了解给上海民兵发放武器的情况。从8 月15
日开始,“四人帮”

  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在上海的爪牙,突击下发了各种枪枝7 万多支,大炮300 门,各种弹药1000
多万发!上海全市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此后,张春桥、王洪文又不断向上海发指示,要上海“准备打仗”。

  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9 月29 日,“四人帮”一伙又大闹政治局,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华国锋坚定地回击了“四人帮”的无理取闹,使得江青一伙对华国锋恨之入骨。然而,华国锋也从这次会议看出,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确实是行不通的了。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用召开会议的方式,请“四人帮”到会,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叶剑英说,这是一着“险棋”,但又非走不可。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

  华国锋终于同意了。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叶剑英又找到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汪东兴当即表示:拥护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决定。他们又研究了具体的行动部署。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10 月1
日,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10 月2 日,王洪文私自拍摄“标准相”,准备夺权后上台时使用。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10 月3
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要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修正主义!”他这是明目张胆地影射华国锋、叶剑英是“修正主义”。

  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

  同一天,江青也得意忘形地拍了17 张“标准相”。

  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10 月4
日,“四人帮”以“梁效”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信号!解决“四人帮”的时间不能再推迟了。于是,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果断决定:先发制人!根据情况变化,提前采取行动。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这时,社会上已流传开“四人帮”散布的谣言:10 月8 、9 、10
日首“特大喜讯”。上海商店里的红纸、鞭炮被抢购一空,准备“庆祝”。于是,叶剑英决定在10
月6 日动手。1976 年10 月6 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

  上午,王洪文、张春桥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今晚8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望准时出席。下午,姚文元也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为了修订文献、改动文字,请他列席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

  下午3 时30 分,按照约定,汪东兴打电话给叶剑英,通知他去“开会”:“晚8
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小时到怀仁堂。”

  “打倒!”

  这是一切顺利的信号。叶剑英当即命令身边的工作人员:“作好行动准备!”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

  6 时15
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服,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出发了。

  “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7 时整,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轿车准时停在怀仁堂门前。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负责执行任务的同志,也提前到达了怀仁堂。这批同志,都是汪东兴慎重地挑选出来,又经过叶剑英仔细审查的,每个人都完全可靠。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一场特殊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怀仁堂正厅内,一扇屏风将大厅一分为二。前厅仅留下一张专供叶剑英坐的高背沙发,斜对着厅门,其余空空荡荡。叶剑英端坐在高背沙发中,神情坦然。华国锋站在叶帅身边,目光直射正厅的大门。厅内安静极了,人们似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偶尔传来的蟋蟀叫声,更烘托出厅内的寂静。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这个行将落网的人,会是“四人帮”中的哪一个呢?人们屏住呼吸,悄悄猜测着。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命运之神好像在开玩笑。最先露面的,竟是号称“神机妙算”的军师张春桥。他夹着文件包,摇头晃脑,兴冲冲地踏进了怀仁堂。直到随身警卫被留在了门外,他才嗅出了一点异味,不停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没等他回过神来,行动组的几名同志已上前截住他,并“保护”他进了正厅。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叶剑英严峻的目光逼得张春桥缓缓垂下了头。华国锋宣布了中央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张春桥像瘪了气的皮球,没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让监护人员带走了。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厅内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不过,人们紧张的心情一点也没有放松。

  这里用得着当时流行的名同,叫做“吹风”。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口风。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很随便、很明白。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接着来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这个所谓“文武全才”的大人物下了车,趾高气扬地向怀仁堂走来。行动组的几个同志迎了上去。王洪文顿觉情况不对,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随后便使出当“造反司令”的浑身招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可是他的武斗本领毕竟有限,很快被扭住了双手,由警卫人员带进正厅。当他看到神态严峻的叶剑英时,预感到末日来临,竟向叶剑英和华国锋猛扑过去,结果被警卫人员推倒在地。待他再爬起来时,已经失去了刚才的骄横,沮丧地低着头,听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在被警卫人员带走时,王洪文才有气无力地叹息了一声,说:“没想到有这么快!”

  就在王洪文平谷“吹风”的前两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吹起一阵风:

  这时,姚文元已匆匆赶来。当行动组的几名同志上前截住他时,他竟当场瘫倒在地上。华国锋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他也被带向隔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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