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太阳集团2007网站】盛中国和他的盛世中国

“我们有各自的生活,也有互通的地方。”盛中国说,“两个人就像是两条线,能结合在一起,肯定能找到两条线的那个交叉点,我们的交叉点就是对古典音乐的共同感受。”

如同他的名字,盛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小提琴演奏艺术的中国符号。他作为中国交响乐团国家级小提琴独奏家,是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标志性人物,也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一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盛中国拉奏过上万次,曾是那个时代最高亢、最有力量、最激动人心的音乐。

每到元旦,盛中国都会与濑田裕子回日本过新年,陪伴岳父,而春节两个人则会在中国庆祝。

9月7日早上,鲍蕙荞突然特别想去看看盛中国,但盛中国的手机和座机一直没有被接听。当晚,鲍蕙荞从钢琴家刘诗昆那里得到了盛中国逝世的消息。这成了鲍蕙荞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盛中国改编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也成为他演奏次数最多、最受欢迎的作品。“我拉《梁祝》,简言之是用西方传统的小提琴演奏技法,与中国传统的戏曲音乐语言做结合,我的拉法不是模仿唱腔,更重要的是刻画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表达他们对爱情的渴望……同时加大对封建残暴的表现力度,越残暴,你就越同情这对年轻人。”一曲《梁祝》奏完,有听众给他写诗,有上了年纪的人打来电话说自己一夜未眠:“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

乐评人卜大炜评价到:“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他迅速填补了国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空白,独步一方,让国内的听众听到大量的中外小提琴经典作品。他是中国小提琴界公认的巴赫权威,他演奏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令人高山仰止。他演奏的《新疆之春》《牧歌》《思乡曲》被人们竞相模仿,他演奏的《梁祝》成为作品诞生以来的又一个权威演绎版本。”

文革期间,盛中国来到五七干校,从拨拉乐器变成侍弄庄稼。他每天要挑60担水,还需从别处运来大粪施肥。干完活后,其他人在床上休息时,盛中国则带着琴,到后山的果园里练习音乐。回家路上能捡些熟透的果子,晚饭时夹在馒头里吃,便让他觉得“很愉快”。

在新浪微博上,有网友晒出了25年前盛中国应邀到四川大学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节目单。那时候的钢琴伴奏是盛中国的未婚妻濑田裕子,为了“抢到”一张盛中国和濑田裕子的签名,他曾在学校大礼堂外排队近3个小时。

1987年,盛中国在日本举行演奏会时,第一次与日本钢琴家濑田裕子合作。当时二人语言还不相通,盛中国却从濑田裕子的琴声中听出与自己相似的音乐见解。一曲《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伊始,两人成为越来越默契的搭档。

有人希望这场音乐会还能在国内再演一次,但已经没有机会了。这场音乐会成为了文革前的尾音,随后到来的,是西方古典乐在中国的10年荒漠。

他也用农民播种来比喻自己音乐的意义:“我开这么多音乐会,定位很明确———不是娱乐的,完全是文化的。我要用我的琴声,从我的手指中流出的每一个音符,像一粒种子一样播撒到我听众的心田中去。一种什么种子呢?崇尚美的种子,崇尚和谐的种子,崇尚善的种子。”

原标题:盛中国和他的盛世中国

作为“盛氏小提琴之家”的长子,盛中国自小便流露出音乐天赋,也成为父亲重点的培养对象。

在鲍蕙荞看来,这是一场“文化艺术的浩劫”。“什么都不能演奏了,只有在音乐剧上还能演《黄河》《红灯记》。”鲍蕙荞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盛中国被牵连到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中,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2017年1月,76岁的盛中国与妻子濑田裕子在哈尔滨成功举办了小提琴钢琴音乐会。他们既是夫妻,也是合作30年的音乐拍档。演出的最后一曲,是盛中国拉奏过上万次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他身着红衬衫、黑西服,与14个孩子站在一起演奏小提琴,一袭红裙的濑田裕子则在他们身后弹奏钢琴。琴瑟和鸣,默契十足,经典的旋律在琴弦和黑白键里缓缓流淌。

盛中国曾说,他接受到的胎教“都是听爸爸拉琴”。刚走出襁褓,他就能手拿两支筷子模仿父亲作拉琴状,嘴里还能哼唱父亲练习时的曲子,甚至连父亲拉琴时的神态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一幕,成为“盛氏家族”每逢客人拜访时的保留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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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中充满了各种小情趣,他不是古板乏味的人。他收集古董之类的藏品,虽然很多都是赝品,但是他喜欢,当然,眼光不够是另外的问题。我听一些内行的人说他是很容易上当的,但还是能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鲍蕙荞说。

播撒种子

从“文革”中走出来的盛中国非常注意修饰自己。在所有人的印象里,盛中国的衣着是非常考究的。

音乐作红娘

盛中国曾对李宁讲述过衣服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某一天,盛中国的情绪低落至极点,听唱片、拉琴都无法排遣,想半天后决定洗个澡,再穿上他最喜欢的衣服,开了瓶啤酒,突然感觉神清气爽起来。“他说一定要有一套自己喜爱的衣服,穿上之后心情很愉快,也会给人展现一种光彩。”到现在,李宁依然记得盛中国在讲“衣服的重要性”时,是那么的神采飞扬。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着手中的提琴出神,不由自主地用脸蹭它的虎纹,心想: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了,我的快乐、痛苦,一切都跟你在一起了。”

鲍蕙荞至今对一件事依旧记得很清楚,在她和盛中国的一次合作表演中,盛中国在某个艰难的小提琴技术片段上,拉的“失控”了。虽然现场的观众并不一定能听出来,但她却鲜明地感觉到了。她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的创伤发作了。”在盛中国逝世后,鲍蕙荞这样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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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鲍蕙荞和盛中国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同班同学,那时她就给盛中国做伴奏演出。这么多年,她和盛中国一直有合作表演,她见证了盛中国在事业和人生里的起起伏伏。

琴如知己

但在鲍蕙荞看来,虽然“文革”的经历让盛中国成熟了不少,但他在当时所经受的打击、屈辱和压抑,给他的小提琴演奏之路留下了不可承受的后遗症。“在‘文革’前,他在艺术上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文革’后,他的演奏其实是受了一定影响的,因为我给他伴奏时发现,他有些片段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变得很快。手脱离了自己的控制。”鲍蕙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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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中国出身于音乐世家。母亲朱冰从事声乐;父亲盛雪也是一位“乐痴”——即使在上世纪30年代炮弹轰炸下躲进防空洞,也坚持拉琴,随后成为享有盛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

从7岁登台、9岁录制节目,到1960年被选派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天才琴童”盛中国的音乐之路似乎一帆风顺。

盛中国生前接受采访时,曾称他有机会获得美国绿卡和日本国籍,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那时候的涉外婚姻,许多人会借机加入外国国籍。但我和濑田裕子婚前就达成共识,我永远不会加入日本国籍。我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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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未至一载,“盛中国小提琴独奏音乐会”10月的巡演因他突发疾病被取消。今年9月7日,本还念着复出音乐会的盛中国突发心脏病去世,一曲《梁祝》成为绝响。

1988年出生的苏雅菁是一位新生代小提琴演奏家,她的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也曾得到盛中国的亲授。9岁时,她跟随父亲到北京音乐厅,第一次听到了盛中国演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但视提琴如知己、亲人的他,却卖过三把提琴。“第一把卖了50万元,给贫困山区捐了25个塑胶操场。第二把卖了100多万元,捐给了老家的基金会。第三把卖了180万元,捐给了中国扶贫基金会。”

1979年,对盛中国的声名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来中国访问。在北京红塔礼堂举行的访华音乐会上,梅纽因与盛中国在中央乐团的协奏下演出了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而盛中国当时使用的是一把花80元淘来的二手琴。但这一场演出,让盛中国成为梅纽因的“黄金搭档”,梅纽因也称盛中国是“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的最佳合作者”。

去果园练琴,在晚上看一段“成语故事”,拿起笔写字,盛中国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是在和他们抗争”,“那个时期是我活得最张狂的时候。你们不承认我,我承认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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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艰苦的时期也让他思想情感有了巨大转变。以前,盛中国因自身的音乐才华总能受到“优待”——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他可以得到每天一磅牛奶的补助;莫斯科留学期间,他也比其他人每天多10卢布的补贴。在五七干校做了几年“农民”,盛中国的这种“优越感”消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没有经历那种苦难,我是不会有那个立场的……觉得心里头有东西了,懂得自己几斤几两了,也懂得对周围的人心怀感恩了。”重返乐坛后,有人对他说,感受到了他的音乐从华丽、流畅、炫技,变得深刻、感人。

“如果在15岁或16岁阶段能得到足够多的练习,那么对于音乐水准的提高将有很大帮助。”鲍蕙荞说,恰好彼时国家重视艺术发展,学校也能提供充分的培养,他们这一代人才成长起来。盛中国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style=”font-size: 16px;”>“从我的手指中流出的每一个音符,像一粒种子一样播撒到我听众的心田中去。一种什么种子呢?崇尚美的种子,崇尚和谐的种子,崇尚善的种子。”

全文约 style=”font-size: 16px;”>3645 style=”font-size: 16px;”>字,细读大约需要 style=”font-size: 16px;”>9 style=”font-size: 16px;”>分钟

“逆境最能锻炼一个人!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许多人因为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垂头丧气,而我,把劳动服披在西服外,把裤子扎到靴子里,看上去依然干净挺括、精神抖擞。有的人说我讲究吃穿,其实我是在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艺术家是传递艺术的使者,这种传递不仅仅是在舞台上,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盛中国后来接受采访时如此回忆自己的“文革”岁月。

朱冰与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相恋于上世纪30年代战火中的重庆。他们所在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是中国最早能接触西洋古典音乐的地方。小提琴家盛雪也是一位“乐痴”——即使在炮弹轰炸下躲进防空洞里,也坚持拉琴。

此后,盛中国一发不可收拾,屡次应邀到香港、澳门举行独奏音乐会,并开始在世界各国大量巡回演出——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盛中国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辉煌期,各种赞誉随之而来,“中国的梅纽因”“杰出的音乐演奏大师”“最迷人的小提琴家”……

2005年,盛中国和夫人濑田裕子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演奏
图 / 视觉中国

“他们买的是一张情怀票。”李宁说。

原标题:盛中国 一曲《梁祝》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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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严格,母亲慈爱。冬天盛中国的小手冻得通红,甚至无法自如演奏,父亲不允许休息,母亲就为儿子织了一副只露出指尖的毛线手套。夏天蚊虫叮咬难耐,母亲便找来像草绳一样土法制的蚊香,让儿子站在蚊香围成的圈儿里拉琴;这种蚊香对父亲来说则是计时器,什么时候整根的蚊香燃尽了,盛中国才能“下课”。

李宁也在很多场合目睹过盛中国对着装的讲究,“但并不刻意”。他称盛中国是“时尚达人”,不论是盛装出席,还是随意搭配,都是引领时尚的模范。

30年来,在难以计数的舞台上,盛中国与濑田裕子一人着西服,一人着长裙,一人站在前面拉动琴弦,一人坐在后面弹弄琴键,纯净的钢琴声伴奏悠扬的提琴声。《梁祝》、《爱的问候》、《流浪者之歌》……这些夫妻二人共同完成的经典作品,留在几代人的记忆里。

1960年,盛中国、郑小瑛、殷承宗等人,与其他297名学生一起,由国家公派去苏联留学。盛中国被选派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大师列奥尼德·柯岗。

在盛中国看来,虽然两个人来自不同国家,相处在一起却感受不到对方是外国人。“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息息相通。”濑田裕子说。

《光明日报》记者刘茜曾数次采访盛中国,在她的记忆里,盛中国永远穿着熨烫妥帖、线条简洁的礼服,加上一头打理的一丝不苟的卷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甚至在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盛中国还特意穿了一条粉色的裤子。“他当时看我很年轻,就在思考怎么样搭配出活力。”刘茜说,那时候,盛中国已经67岁了。

盛中国刚走出襁褓,就能手拿两支筷子模仿父亲做拉琴状,嘴中竟可哼出父亲练习的曲调,连父亲拉琴的神态也模仿得惟妙惟肖。于是,这极滑稽又显露天赋的一幕——把小盛放在桌子上表演“筷子拉琴”,成了这家人每逢来客时的保留节目。

那是一个崇尚进步的时代,在学校,尖子生格外受关照。“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特别受到国家、学校的培养。那时学校好像有一些措施,对尖子学生给予了一些非常优惠的条件,比如,我和盛中国,都有独立的琴房。如果不是受到特殊的照顾,我们的琴房都是几个人共用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要‘排琴点’,按顺序轮着使用琴房,但是我们几个尖子学生得到了学校的特殊照顾,大概到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独立的琴房了,随时可以练。”鲍蕙荞说。那时,她经常看到盛中国独自一人在琴房里练琴,夜深了才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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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文艺刚刚解禁的北京舞台上,盛中国是“上台”第一人。而在此之前,“能演奏的只有《红灯记》和《黄河》。”鲍蕙荞说。从此,盛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演奏的曲目——《梁山伯与祝英台》《苗岭的早晨》《新疆之春》《牧歌》《金色的炉台》等诸多小提琴曲目,又重新回来了。

战乱年代,境况艰难。朱冰又不愿让儿子一直以筷子作琴,便用烧火的柴火、纳鞋底的麻绳为他做了一把沾着血迹的“小提琴”——出身殷实家庭的母亲此前从未做过这样的粗活,经常把手割破。虽是“哑琴”,却是幼年盛中国最爱的玩具。

1994年,盛中国与濑田裕子走进了婚姻殿堂。婚后,他们继续联袂演出,在无数次的音乐会上,盛中国与濑田裕子向观众完美地呈现了何为“琴瑟和鸣”与“天作之合”。

到四岁那年,盛中国终于有了一把真正的小提琴。次年,他就开始了以父为师的学琴生涯。一年中除了除夕夜和春节,练琴一天不能落。

最张狂的时期

2017年7月5日成都东大路成都妇女儿童中心,首届成都市少年儿童音乐艺术节,中国小提琴大家盛中国、日本著名女钢琴家濑田裕子表演
图 / 视觉中国

盛中国来到五七干校,从此他的工作从拨拉乐器变成了侍候庄稼。

文革前夕,一场在国内举办的纪念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音乐会,已让盛中国卷入风波。别人故意问他:“你拉的是什么感情?”盛中国只好回答:“资本主义感情。”幸而当时芬兰大使、文化参赞等一行人都来听音乐会,觉得水平不错,并当场送给他一个巨大的花篮。有人希望能在国内再演一次,但已没有机会,这场音乐会成为文革前的尾音,紧随其后的是西方古典乐的十年荒漠。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重视艺术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并选派艺术院校的尖子生前往苏联学习。据鲍蕙荞介绍,那个时代,音乐教育比较丰富,“不但是我们走出去,别人也在走进来,钢琴和小提琴领域都有苏联专家和留学生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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