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Wang-Hong)文字传递,揭竿而起

  “造反”生涯的起点

  结识王秀珍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旁,贴出一张气派非凡的大字报。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大字报上方,贴着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长长的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这便是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出现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共七人,领衔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张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国播出。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了耸人听闻的际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同版,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这把火,就点燃起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仿佛东施效颦,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来了个七人签名,领衔者便是王洪文。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沸沸扬扬,那张大字报刚一贴出,上海国棉十七厂就轰动了。工人们挤在大字报前,想看一看王洪文怎样“剥开”党委的“画皮”……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虽说那时候的王洪文,压根儿不认得聂元梓,然而当他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便打心底里敬慕那个“造反女人”。在私下里,他在保卫科同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议论着如何“揭发”厂党委。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六月十一日下午,王洪文要唐文兰打开档案室的门。那是一个“闲人莫入”的地方。王洪文把房门关紧,躲在里面挥笔疾书,写出了那张《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底稿。写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多年来积聚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这张大字报成了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第二天清早,大字报由董秋芳抄毕,保卫科和组织科的五个人签了名,加上执笔者王洪文共六个人。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六个人不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则是七个人签名的!”王洪文颇为遗憾地说。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就在这时,财务科的一个出纳员路过保卫科。王洪文一把拉住他:“你敢不敢签?”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就这样,终于凑齐了七个人!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光是大字报,还不够劲儿。”王洪文又想出了新主意,“再来几条大字标语,造造声势!”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于是,由王洪文口授,保卫科的另一个科员执笔,写了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王洪文口授了第三条标语。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可是,写标语的人却写成了“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不行,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不行,口气太轻了。”王洪文振振有词地说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那就不是一般的根子,而是‘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跟前北京市委一样严重,所以应该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经王洪文这么一解释,他的那六位“战友”才恍然大悟。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看不出,小王的肚子里学问不小哇!”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小王是吃‘政治饭’的料子!”

澳门太阳2007网址 ,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

  在他的“战友”们恭维声中,王洪文眉开颜笑了。

  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在朝鲜战场,他想溜;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王洪文顿时空前地活跃起来。他敏感地意识到;出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主任 苏福金

  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的地,一下子成了一个“学习模范”:他仔细钻研过江青化名“高炬”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反复捉摸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逐篇研究过《人民日报》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仿佛有了灵犀似的,他的心跟那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息息相通,一个蹩脚的保全工,成了一个善于观察政治行情的投机家。他,吃“技术饭”是门外汉,吃“政治饭”成了行家里手……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虽说在王洪文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已经贴出一些大字报,无非是表表态或者揭发一些鸡毛蒜皮之类小事。王洪文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一发重磅炮弹,作者之中六人在保卫科、组织科等要害部门工作,深知内情,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大字报在上午十时刚刚贴出,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于上午十一时赶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来看这张大字报……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保卫科事件”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聂元梓,成了那里的风云人物。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几十张、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对王洪文进行反击。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王洪文忽然“病了”。六月十六日,他把一张病假单塞到了保卫科代科长王有富手里。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外滩。上海最早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日,那里是恋人们双双对对、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也把卿卿我我扫荡殆尽。王洪文出现在冷落的黄浦公园里。他的几位共同揭竿而起的“亲密战友”也来了。……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

  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里都成为他的“战友”们聚会之处。不再打扑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划酒拳,不再开“无轨电车”。他们秘密商量着怎样继续“炮轰”厂党委。

  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小屋座落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咫尺之近的穷街,四周也住着厂里的工人。在小屋聚会已经引起邻居们的注意。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于是,他们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几个“战友”之中的头头。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经过一番计议,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请了“病假”去告状,毫无结果。王洪文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愤懑倾泻在横格本上。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兰在他家小屋抄写,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六月十八日清早,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在厂里贴出后,挤满了观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标题:《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领衔作者”又是王洪文!

  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上海国棉十七厂里的气氛骤然紧张。针锋相对,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报旁边,贴出另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顿时,王洪文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矛盾急剧激化,终于发生了“保卫科事件”……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那是六月十九日晚九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路过保卫科门前时,发觉里面亮着灯光。最为奇怪的是,保卫科的门不仅里面锁着,而且门外还用一把挂锁反锁着。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这么晚了,是谁在里面?”张鹤鸣敲门,无人答应。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保卫科是机要部门。敲门不开,显然不正常。张鹤鸣随即喊来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门,依然无人答应。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九时四十五分,终于把保卫科的一个工作人员找来。那门,便是他反锁的——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原以为门外也用锁锁上,不会有人知道屋里有人。可是,从窗口射出的灯光,却“泄漏”了秘密。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

  保卫科的门打开了。

  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人们一拥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两个人正在里面写大字报!

  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张鹤鸣发话了,批评王洪文:“保卫科是厂里的重要部门。你把门反锁,万一有事,里面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进不去,谁负责?”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王洪文双眼喷出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复张鹤鸣的质问,转移了话题:“我们要写厂党委的大字报,你身为党委副书记,带人闯进来,分明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压制革命行动!”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唇枪舌剑,双方争吵起来。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工人们见王洪文蛮不讲理,把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论声,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第二天,“保卫科事件”见诸大字报。批判王洪文的大字报,骤然增多了。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

  王洪文呢,也用笔反击,贴出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斥骂张鹤鸣,口口声声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那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没有正书记,因此副书记张鹤鸣便是厂里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来,要想夺取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权,张鹤鸣非打倒不可。不过,要打倒张鹤鸣亦非易事:一是张鹤鸣不过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之类辫子可抓;二是张鹤鸣在工人中享有颇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张鹤鸣……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为了使上海国棉十七厂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就在局工作队到达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报表示“迎接”。那大字报的标题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张鹤鸣。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最初的“造反”岁月里,王洪文显示了他的蛊惑力、煽动力和组织能力。

  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他的定海路小屋,人来人往,象个茶馆一样热闹非凡。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他从孤立之中挣脱出来。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这群支持者的核心。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我们的目标,是打倒修正主义的厂党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伙伴们强调这一点。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从七月七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大字报迅速增加。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据当年的该厂“大字报组”的统计: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亮出造反旗号的工厂。眼下,厂里造反声势如此浩大,在上海数千家工厂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炮轰工作队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上海国棉十七厂“骑”在杨树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耸立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两扇大门旁边,都贴出了巨幅红色标语。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红色喜讯”降临这家工厂。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果真,那红纸上写着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来我厂领导文化大革命!”“热烈欢迎以施惠珍同志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我厂!”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一彪人马,在一个留着短发的四十多岁的女队长的带领下,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数千工人聚集在厂里的礼堂。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女队长登上主席台。她发表长长的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通过广播,全厂各个角落,都响着她的声音。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同志们,我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来上海国棉十七厂领导文化大革命……”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她一说出这句话,台下便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她,施惠珍,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她带领着副队长张六吉、赵戈、焦凤麟,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施惠珍是一个早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先是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后来到沪西区私营棉纺厂从事工人运动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此后,她成为上海纺织工会副主席。从一九五八年起,调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

  中共上海市委挑选施惠珍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对棉纺厂又熟悉,而与上海国棉十七厂没有什么人事瓜葛……

  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施惠珍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虽说对于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并不理解,但她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工作着——按党中央的指示办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办事。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还没有踏进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就听说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厂里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进厂之后,她就着手了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况。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万万料想不到,厂门口的红色标语还贴在那里,施惠珍在国棉十七厂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在市委工作队进厂的第十天,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厂:《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施惠珍读着大字报,心中暗暗吃惊:工作队的内部会议,工作队的动态,大字报的作者怎么一清二楚?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

  细细一检查,施惠珍这才发觉,自己用老经验办事,出了个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队领导之下,建立了“材料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负责收集全厂运动的材料。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施惠珍派了工作队员担任材料组组长,又从厂里的干部中抽调几个人作为组员。按照老规矩,理所当然抽调厂里原组织科、保卫科人员,其中包括唐文兰等。她新来乍到,不知道调来的人员之中,好几个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队的一举一动,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队还没有摸清王洪文的情况,王洪文却已摸清了工作队的情况。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走了个姓孙的,又来了个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里,向他的伙伴们作出自己的判断:市委工作队和厂党委是一路货,施惠珍跟张鹤鸣一个鼻孔出气!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

  王洪文掉过了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

  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出现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异常动向,通过工作队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报告。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忙着向上海重要的单位派驻工作组,听到上海国棉十七厂里发出反工作组的声音,当即引起了注意……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上海与北京存在着“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取代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领导那里的运动。刘少奇沿用的是“老经验”,土改派工作组,“三反”、“五反”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派工作组,“四清”派工作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组。从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现反工作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已明确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然而,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并不那么快捷。正因为这样,就在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她压根儿不知道,工作组已经成了“处理品”!

  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敏感的王洪文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资本。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在竞选“文革主任”中败北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八月八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共有十六条,人们也就简称之为“十六条”。

  上海良工阀门厂 陈阿大(钳工)

  热烈欢呼“十六条”之声,震撼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也挤在人群之中,高喊着口号:“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十六条’!”

  上海玻璃机械厂 潘国平(工人)

  王洪文对“十六条”中的一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有条件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黄金海(车工)

  显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习惯地简称“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王洪文反对张鹤鸣、反对施惠珍,就是为了夺取厂里的大权。如今,“十六条”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叶昌明(化验工)

  规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旦选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顺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头儿了。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 谢鹏飞(锻工)

  一场“竞选”开始了。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工作队显然不会支持王洪文。经过酝酿,二纺车间的车间主任受到工人们的拥戴,被提名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上海八二二厂 岑麒麟(技术员)

  造反派们支持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为“文革主任”的候选人。

  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两名候选人,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力量。用当年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代表着“保”字号与“反”字号。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分歧,也在工作队内部产生。在一百多个工作队员中,有三、四个队员支持王洪文——在工作队里也出现“反”字号!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竞选”在激烈地进行。其白热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就在这个要紧关头,冒出了一张大字报,揭了王洪文的老底。大字报的题目,便叫《王洪文的十大罪状》。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大字报作者,署名“余凤珍”。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余凤珍何许人,敢向王洪文开炮?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几经周折,笔者在上海东北角一座小屋里,找到年近古稀的余凤珍老人。据她自云:原本在乡下种田。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她,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即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做养成工。丈夫姓殷,也在这家纱厂当工人。解放后,他们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人。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余凤珍住在上海定海路二百号,与王洪文家不过一箭之隔,同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由于那张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已被作为“黑材料”烧毁,无从寻觅。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

  但余凤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上,曾发表《王洪文在里弄里的丑恶行径》,诉说了她写《王洪文的十大罪状》的前前后后,从中可知她的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我原是定海街道第五里委第二居民小组长。王洪文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住在我家邻近。他披着工人的外衣,在里弄里为非作歹。一个正在服刑、因病保外就医的劳改分子,经常送大闸蟹(引者注:即螃蟹)、烟、酒给王洪文,是他的酒肉好友;一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平时跟王洪文烟来酒去,称兄道弟,就在他作案被捕的前一天,还在王洪文家吃喝到深夜;一个贪污分子免费给王洪文一家大小做衣裳,王洪文待他亲如一家,叫他“娘舅”,当我们从这个贪污分子家中查出赃物后,王洪文还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进行包庇,使这个贪污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洪文在崇明围垦,经常装病回家逃避劳动。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属托他带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鸡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鸡头、鸡脚爪带给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从弹子门锁到水泥黄砂都是从厂里明拿暗偷来的。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里弄里挑拨离间,制造邻居纠纷,进行打击报复。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想,他哪里象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是工人队伍里的败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写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到上棉十七厂。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我这一张大字报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问题,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回到家里,暴跳如雷,恶狠狠地咒骂:“他妈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这个老太婆敲掉了,老子决不罢休。”“这个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门前转,我就把她捆起来摔死。”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王洪文窃取了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后,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丑恶历史是块心病。于是,他就采取种种卑鄙手法,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从而封住别人的嘴。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王洪文利用职权,先后派人调查我的历史和表现,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从小就进纱厂做养成工;我爱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子女表现都比较好。王洪文抓不到辫子就变换手法,派人找我谈话,威吓我,逼我说出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我当场气愤地回答他们:“我写王洪文的大字报完全是根据他在里弄的现实表现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来威胁我,要我写道歉书,向他认错。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读毛主席的书,没学过写道歉书。”王洪文见我不屈服,更是气急败坏,以势压人。我们里弄成立革委会时,里弄的干部、群众信任我,选我当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蛮横无理地免掉了我的职务,并且规定:余凤珍今后一不能入党;二不能当干部。这样,王洪文还不解恨,他通过人四处放风;“余凤珍这个老太婆是疯子,精神病”,“这个老太婆写的大字报都是谣言”。他们还寻事挑衅,围攻谩骂我,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广大群众一起奔走相告,上街游行……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余凤珍还告诉笔者,王洪文曾经要开会斗争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儿子家中……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

  王洪文在“竞选”中败北——自然,不仅仅因为余凤珍的那张大字报;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厂里还只是少数派。

  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北京小将”鼓舞了他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标语的更换,比如今女人的时装的“推陈出新”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更为迅速。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上海国棉十七厂门口,贴出了崭新的对联:“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没多久,旁边出现另一副对联:“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横批是“造反请进”。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了这样针锋相对的对联的诞生。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红色电波”不时传来北京的“特大喜讯”。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从北京传来了“特大喜讯”: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红卫兵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于是,各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王洪文端详着毛泽东的照片,立即发出倡议: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王洪文也报名参加红卫兵。他想,毛泽东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也应该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不久,来了个文件,使王洪文颇为扫兴: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才可以加入红卫兵。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岁——超龄一岁,无法戴上红卫兵袖章。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就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又一“新生事物”诞生了——“大串连”。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北京的红卫兵是“文革”的排头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佩着鲜红的袖章,戴着军帽,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酷暑的上海。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上海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手中拿着红色语录的北京红卫兵,用尊敬的口气称之为“小将”。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小将”们也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上海。他们迅速地发觉“时间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领导各工作组的,则是中共上海市委。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

  外滩。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白地红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白地黑字牌子的庄严大厦,被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刷上一张具有爆炸性的大字报。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标题:《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署名;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深夜抢红布

  大字报马上触动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经。北京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须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还未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轰击上海市委。

  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施惠珍接到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紧急抽调上海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赶往上海市委,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一起组成纠察队,提防着那批天不怕、地不伯的北京红卫兵。

  十一月六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二十五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从厂里转向厂外。他也赶往上海市委。他不去当纠察。他去欢迎那些来自“红太阳”身边的红卫兵、欢迎他们来上海国棉十七厂串连。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越闹越厉害。他们开始明白,外滩那幢挂着两块大牌子的大厦,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楼。上海首脑们,是坐在康平路的办公楼里。那儿门口,只是站着持枪的门卫,不见一块牌子。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九月三日清早七时,康平路上聚集着数百名北京红卫兵。天上飘下雨滴,北京红卫兵们全然不顾,放声高唱起当年的“流行歌曲”:

  “买布!”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半夜来买布?”

  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红色语录,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

  “买红布,做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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