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②。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由于以往的任何阶级和政党不能阶级农民土地问题,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一系列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一、 创立时期的农民土地主张与斗争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⑩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⑾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⑿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⒀。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⒁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⒂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⒄。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⒅。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农民土地问题是很早的。早在建党之前和着手建党的同时,党的创始者们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探索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途径。1919年2月,李大钊就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
“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据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生活的利病,据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城市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去“开发农村”,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
。1920年底刊载于上海《共产党》月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并说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他们的要求。文章号召说:“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这种自觉呀!”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正式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⒆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⒇。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它的成员和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还在有些地方发动了农民运动和减息运动。1921年9月,参加过上海建党活动的沈定一,在其家乡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地区,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公开声明与地主“立于对抗地位”,议决减租,规定会员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并宣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
。在衙前农民斗争影响下,附近农民纷纷响应,绍兴、曹娥等县附近三四百里内的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建立了80多个农民协会。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于当年12月被地主阶级和省县军警所镇压。农协负责人李成虎被捕后,英勇不屈,惨死在狱中。后来,人们在他的墓道上刻下了这样的对联:“四山坟墓堆里,找不到第二具;中国农运史上,这位推第一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在广东,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开始注重农民问题。1922年2月创刊的广东团省委机关报《青年周刊》,在“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有期注意的,是农民运动”,第一步要“使他们解决自身的利害;联结团体,和压在头上的地主反抗”
。3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以后,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彭湃返回家乡,从5-6月间开始发动农民。1923年1月1日,他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会员达2万户,计10万人。农会的影响,很快传播到附近的紫金、五华、惠阳、陆丰以及潮州、普宁、惠来等县。于是,海丰总农会又相继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当时海丰总农会斗争的具体要求是:“防止田主升租”,“凶年呈请减租”
8月,因风灾早稻歉收,总农会即提出“至多三成交租”,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并发表《为减租告农民书》。但是,减租斗争也被反动县长所镇压。
与海丰减租斗争同时兴起的,还有湖南衡山县岳北地区的减租斗争。那里的赵家湾,是军阀赵恒惕的家乡。1923年4—5月间,中共党员刘东轩、谢怀德被派回家乡,很快领导成立了岳北农工会,并发动了阻禁米谷出境和减租斗争。到这年11月,登记入册的会员达4万多户,总人口有10万之多,邻近的衡阳、湘潭、湘乡等县边界的农民也纷纷响应。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也很快被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队所镇压。60多岁的枫林农工会总代表李玉邕,被捕后关押2年,惨死狱中。他曾在狱中作联自挽曰:“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只有向阎王一诉;百余里(衡山城离枫林约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来报不共戴天之仇。”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⑦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⑧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⑿《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⒄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当时党的一些正确主张的提出,以及萧山、海丰、衡山等地农民运动的开展,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没有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也没有提上重要议程。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取得的。

在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明确指出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如分配土地等等。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会见了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认清“组织农民之重要”,没收大地主大军阀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合的可能性。

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上述精神,中国共产党总结了1年来的斗争,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斗争纲领。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以及与国民党等革命党派组成联合战线的主张,并说目前的奋斗目标是“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同时要“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党的二大,在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第一次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指出它包括“富足的农民和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其中小农、佃户和雇工占农民总数的95%,他们要解除穷困和痛苦,“必须与工人握手进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其中再次提出应规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并把它作为最低纲领的一部分。这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等决议案,并重申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些文件强调了农民土地斗争的重大意义,指出应当无条件地、无例外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定要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并进,把革命建立在工农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力量的基础上。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决议。5月,发出给中共三大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它还强调说:“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以“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但是,由于这个指示到7月18日才收到,
这时三大已经结束,因此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农民运动决议案》,都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只是提出“划一并减轻田赋,革新陋规”,“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等要求。

三大没有提土地革命,与当时党的领导人的认识也是有关系的。据起草党纲草案的瞿秋白后来说:三大召开之前,在广州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谭平山和国民党谢英伯关于“耕地农有”的争论。瞿秋白是赞成“耕地农有”的,但在起草党纲时,“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而谭平山“也没有提起”,因而在党纲中只有减租,没有农民的土地要求。
当时,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他起草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亦没有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而陈独秀更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那么急迫的。他虽然也强调农民的重要性,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又说中国的土地“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中国农村“自耕农居多数”,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他的这种认识,不可能不对会议发生一定的影响。另外,三大主张实行减租减息,未提土地革命,与会议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以与国民党的土地政策相一致,也是有关系的。

国民党一直是奉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的,具体地说就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并不主张开展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他虽然也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主张在政权稳固之后,由政府逐步地加以解决。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仍然只提出由国家制定法律,进行限田和就价征税等纲领。俄国政府代表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特别顾问后,在1923年11月曾向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为了争取农民对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规定“地主的土地将予没收,以利于实际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当时廖仲恺表示同意,但孙中山“犹豫不决”,而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强烈反对,说这会“使广东苏维埃化”,会使国民党“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要孙中山放弃这个建议。于是,拟定土地法令的事不了了之。接着,在召开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为了对右派作出让步,又把鲍罗廷提议的有关“将大地主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的建议,从宣言草案中删掉了。
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除了重申“平均地权”外,也提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但仍然主张以后由政府加以解决。以后,孙中山虽然提出要学习俄国的办法,实行“耕者有其田”,比以前的主张前进了一大步,但仍然说要“慢慢商量”,“和平解决”,使“地主不受损失”
。这说明当时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实行“没收土地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二 国共合作初期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孙中山主持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减租的主张。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农民部,由共产党员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同时设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农民部工作;广州国民政府接连三次发表对于农民运动宣言,承认农民有减轻田赋的权利。于是,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广东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个时期斗争最激烈的,是广宁农民的减租争。1924年初,广宁曾成立农民协会,但不到3个月就被土豪劣绅破坏了。到这年秋天,农民运动又蓬勃兴起,迅速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并开展减租运动,规定以原租额的6成交地主,3成归佃农,1成交农会,即减租40%。12月1日,地主、土匪进行反攻。为了支援农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开来广宁,连战皆捷,农民获得减租的胜利,生活得到改善,市场兴盛,得到商民及各界的赞扬。

在广宁开展减租的同时,海丰的减租斗争又恢复起来,花县的减租斗争继之兴起,而且斗争也十分激烈。
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达21万以上。这年五一节,胜利举行了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全省农民协会。

1925年秋,高要县的减租斗争开展起来,但地主阶级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1926年1月,地主阶级组织5000多人向农会进攻,农民进行了坚决抵抗。这时,恰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34团来到高要,打垮了地主武装,地主阶级不得不按照农会提出的条件进行赔偿。这一胜利,使西江地区各县的农会也纷纷成立起来。到1926年5月,广东全省有组织的农民达到62万以上,有组织的县增加到61个,占全部县份的2/3。这年五一节,又举行了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废除地主苛例、取缔高利贷、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预征钱粮等30个决议案。8月,省农民协会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等文件,明确规定“分别依照向例纳租办法,减原租最少百分之二十五”,“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以后普遍实行的“二五减租”、“二分减息”,就是这次会议首先提出来的。

除了广东以外,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也在一些地方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减租斗争。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韶山期间,在韶山、银田寺一带成立了20多个秘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了阻禁平粜、减租、增加雇农工资等斗争。8月,共产党员汪先宗在湘潭东一区株洲一带,领导了平粜斗争,并因此惨遭杀害。这一年,湖北枣阳、汉川、黄梅、黄冈,江苏江阴、睢宁、泰兴、泰县等地,以及浙江、广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也发生了抗租抗捐抗税、抗加租预收等斗争。到1926年6月,农民协会遍布12省,会员98万多人。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主张也有了明显发展。192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的思想。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说: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成份,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在《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还指出了宣传组织农民的方法,强调要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特别要保障贫农及雇农的特殊利益。

1925年5月,在上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没收大地主等土地的主张。7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出的《告“五卅”运动中为民主自由奋斗的民众》书,明确提出应“限定享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愈额之田地颁给贫农及无田地之农民,限定田租之最高额”。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突出强调了没收土地的重要性,指出党对农民的要求,“其最终的目的,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现时已经要使一般工人农民知道:到了建设国民政府的时候,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减租等口号可以作为“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然而农民不得着他们的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发表了第一个对农民公开宣传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进一步提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交纳租谷”,而只有“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这里,明确地把土地问题与政权问题联系了起来,提出只有取得政权才能保证没收和分配土地,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这年年底和1926年初,李大钊、毛泽东等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李大钊在《政治生活》杂志第62—67期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第一次以比较详细的统计资料分析了土地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进一步宣传了“耕地农有”的主张。在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午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期和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合刊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具体地分析了农民中的各个阶层,指出广大农民“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1926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1期上,他还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进一步分析了大小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指出“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并指出了对于地主和游民应采取的态度。这里对农民各阶层的划分虽然还不够科学,但对于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和对革命的态度的分析是正确的,为后来正确分析农民阶级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推动国民党开展农民运动。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先后协助国民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先后担任主任。各届学员毕业回到各地后,绝大多数成了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

这时,共产国际也主张实行土地革命。在1925年,鲍罗廷曾叫汪精卫起草一篇主张土地革命政策的议案,想以此推动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但被戴季陶所打消,
没有能够实现。1926年2-3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也提出应在广东各地“实行土地改革”
,以帮助广州国民政府扩大和深化民主化的工作。当时还派来一个以苏共中央委员、苏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高级使团,来调查研究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鲍罗廷2月间在北京向使团作的报告中,提出为了顺利进行北伐,必须“制订土地纲领,加强农民工作,直至进行土地革命”,将来“北伐军所到之处……要特别注意解决土地问题”
。他认为“这无疑将引起国民党的分裂,但此外别无出路”
。以后经过“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的态度曾发生过曲折,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妥协,鲍罗廷的提议被放到一边。这年10月,他们向上海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宜加强土地运动”
。后来陈独秀在12月汉口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反对土地革命,主张约束农民运动,与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是分不开的。

三 北伐战争前期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这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要想领导民族运动的顺利进行,必须“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
。在土地问题上,会议没有继续提出没收大地主等土地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正如王若飞所说的,“还不如北京扩大会议的决定”
。会议提出要实行减租减息,“限制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占百分之五十”;“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过二分五厘”
。在《对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
中,还决定把“减原租百分之二十五”、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等要求,作为目前在广东用以号召农民群众的“最低限度的主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北伐战争的推动下,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到1926年11月,湖南已经有50多个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成立的县农协有49个,农会会员达到136万多人。湘潭、郴县、汝城等地相继召开了全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普遍提出了减租减息等要求。衡阳通过减租,全县恢复了1916年前的较低的租额。安化县的减息也取得成功,全县由月息七八分减为五六分。浏阳通过减押斗争,实现了每石租谷只交押金2元。桂阳县通过斗争,由交租6成减为5成。这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通过了地租问题、田赋问题、取缔高利贷等一系列决议案,指出“目前湖南农民急迫的要求为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解决民食问题”,应减少租额5%至30%,利息不超过20%,农民历年欠交的田赋应请政府一律豁免,征收田赋的一切陋规应一律废止。这次大会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农民运动和减租减息斗争。

与此同时,湖北咸宁于1926年秋组织了农民协会,规定减租25%,借债利率不得超过2分,并提出取消苛捐杂税、豁免灾区钱粮、禁止地主提佃等主张。天门、武昌等农协及夏口农民代表大会,也提出减租减息的要求及注意提佃、夺佃、争佃等问题。1927年3月,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地租、利率问题等35个决议案。同年2月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决定田租一律减少25%。除此以外,陕西、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四川等一些地方,也组织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反苛捐杂税、反土豪劣绅等斗争。到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到1000万人以上。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给了北伐军以有力的支援。

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应该怎样对待群众运动、要不要准备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逐渐发生了分歧。

以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为代表,一部分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并积极为开展土地革命作准备。在1926年5月3日开学的第六届讲习所上,毛泽东系统地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他还将学生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系统地调查研究有关农民土地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有租率、主佃关系、利率、田赋、厘金杂税及临时捐、抗租减租抗粮平粜情形、地主的来源以及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等,并将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编入《农民问题丛刊》。到11月,已出版了17种。

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于7月20日提出一份《广东农村调查计划》,要求着重调查“广东土地关系”,并在广州举办调查员训练班,由苏联顾问、毛泽东、罗绮园等人,分别讲授《土地问题的理论》、《共产国际、苏俄与土地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等课目,准备训练完毕后分赴各地调查两个月,到1927年1月“根据调查的所得订定新的农运计划”
。广东省农协在8月召开的执委扩大会上,根据这个计划相应地作出了《调查工作决议》。

8月,瞿秋白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讲授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10月,张太雷在《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或提出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完全被藏匿而未提出”,“于是辛亥革命就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失败了”。“现在的人民生活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如果现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就是说如果农民不得到解放,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制定“这样一个农民政纲是不容缓的了”

同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上,提议明确规定“二五减租”和“二分减息”。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样,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二五减租”、“二分减息”的建议,成为国共两党一致的主张。

11月,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立即起草了《目前农运计划》。同月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重申“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

12月,毛泽东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
随后他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严厉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所谓“惰农运动”之类的污蔑,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给农民运动以热烈的支持。

可是,陈独秀认为当时的农民运动应该加以约束,开展土地革命还不到时候。在1926年12月汉口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他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以防止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他虽然也说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但他又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因此应首先满足农民的这些“迫切要求”。他说“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但行动上还未到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斗争”
。鲍罗廷本来主张以赞否解决土地问题作国民党左派的标准,但受到陈独秀反对后,转而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因此会议在决议案中认为组织农会、减租减息、武装反抗土豪劣绅等是“农民群众迫切的要求”,在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国民党左派还未出现之前,在实际斗争中不要存在与现在的左派合作去“实行耕地农有”的幻想,“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

应该肯定,这次会议以减租减息等作为当时土地斗争的实际要求,是符合农民运动的实际状况的。毛泽东虽然在这次舍上主张土地革命,会后12月22日他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但是,陈独秀企图以防止国民党的右倾和工农运动的“左”倾来维持统一战线,却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共产党根本无力去防止国民党的右倾,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发展工农运动,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要建立自己掌握的政权和武装,而陈独秀当时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想通过妥协退让,通过约束群众运动,来维持统一战线。工农运动中的“左”倾现象虽然需要反对,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束缚群众的手脚,影响革命力量的发展。

四 1927年春围绕土地问题的争论

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精神传到中国。
中国共产党内关于立即解决土地问题的呼声高涨起来,并就应不应该解决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等等,在党内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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